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时提出的“兴学强国”的主张，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历史使命和百年坚持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关于教育是救国强国之本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清中后期开始闭关锁国，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养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态，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鸦片战争以后，不得不折服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向西方学习，办洋务、建西学，但其目的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中惨败于先于自己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反省失败的原因，加大了兴办新学的力度，但其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将这一思想贯彻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制之中。“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仍然没有把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摆在救国图强的位置。盛宣怀长期操办洋务，从中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乃至日本兴盛的原因，更感到兴办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他向清政府进言：“日本自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这一“兴学强国”的主张。同时以急迫的心情提议：“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由此可见，盛宣怀对于新式教育的认识远比同时代的人深刻得多。
盛宣怀不仅认识深刻，而且付诸实践。他在办学实践中摒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代之以“西学体用”，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 。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为“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据《河北省志》记载，清末河北省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学堂，初步形成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格局，但是缺少高等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完善了河北省的教育体系，使得河北省成为我国第一个教育体系完全的省份（当时天津隶属河北省管辖）。同时，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形成了教育分层的学制结构。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学制将教育分成三段七层，其中高等教育又分为三层：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从“壬寅学制”中不难看出北洋大学堂对于学制的影响。
盛宣怀“兴学强国”的主张和北洋大学堂注重应用科学的价值取向，是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上的一次带有突破性的认识转变。从这个起点开始，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上升到今天“科教兴国”的历史新高度。（原文刊载于《天津大学报》2024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