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从洋务运动开始，天津建立起一系列的洋务学堂，但办学规模小，招生范围窄，没能培养出真正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洋务人才。建西式学堂虽早有动议，却迟迟未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赢得了这场战争，迫使清政府让出朝鲜、台湾和辽东半岛（后被赎回）。中国战败，面临着“要么允，要么打”的叫嚣，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危机深重。有观点认为，甲午战争影响了中国百年，可以说是中国在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甲午战败，举国惶恐。首先是对弹丸小国取得胜利的不可置信与天朝大国的锐气丧失。有观点表示，甲午败，整个中国的锐气都被挫败了，哗然沸腾的原因在“我们怎么被学生打败了？”“两千年来对日本保持的心理优势，就这样在黄海大战的隆隆炮声中灰飞烟灭。”“眼见昔日模仿中国文化的‘倭寇’击败大清帝国，无疑重重打击了这个国家的自尊。因为相比其他任何迫使中国人审视自身实力和弱点的危机，这场中日战争带来的心理冲击，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次”。
洋务派复盘这次惨重的失败，除了无法协调调动国内其他力量的窘迫原因，在洋务教育与洋务派实力壮大所需人才上也进行了总结反思，提出语言类学校、武备学堂的办学缺陷。在教育方面，主张“废科举，兴学校”，批“中学”而倡“西学”。
在此背景下，北洋大学堂的创始人盛宣怀以国家自强为主旨培养新式人才的现代大学创办理念，在天津成功地建立中国第一所兼具大学本科和预科的西式大学，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此谓外国之大学堂也”。盛宣怀在禀呈开篇照录上谕，并讲：“奉此。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盛氏在洋务事业的经营活动中，深深地体验到新式人才的重要。办新事业必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新式人才。而且认为新式人才必须由自己培养，聘用洋人员只能是暂时的、短期的。在培养人才上认为迫切需要培养难度较大的专门人才，尤应早日培养矿务人才。在《条陈自强大计折》中，盛氏认为强国之道在于“练兵、理财、育才”三端，而“育才”则以“振兴实业为主义”，要着力培养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
在盛宣怀的办学构想中，要及早培养新式人才，而且培养人才要分类别，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选才取仕的培养方式，大学堂须按照国家需要按科进行培养。“即今日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现在出使的外交人员也都是来自大学的律例科，即法律学科）；“制造枪炮、采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和化学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造枪、采矿、修路的工程师也是来自大学的机器工程科、地学和化学学科。成效如何呢？仅仅十余年，灿然大备！）
构想中的北洋大学堂要设立五个学门，律例、工程、矿冶、机器和电气，最终成型了前四个。北洋大学堂开创的多种学科多个学门的培养方式不仅革新传统教育结构，更新了教学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的改变。根据当时预科班学生王正廷的回忆，“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决定通过建立由多种学科的大学来改革教育体制。第一所这样的大学就建在天津——一个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
盛宣怀创立了分科培养现代人才模式并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这种办学模式“为继起者规式”，以至1896 年 6 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以至此后虽历经波折，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等相继建立。（原文刊载于《天津大学报》2024年11月15日）
